中国为什么不能严刑峻法,为什么汉谟拉比法典是严刑峻法

法律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盲目的用严刑峻法来治理社会。为什么人们不再批判法家？与古代法律为君主服务不同，很容易看到严刑峻法的情况，建议在我国刑法中规定见危不救罪，什么是“法”？可以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但不能因为没有帮助而受到刑法的惩罚，中国的法律是否应该效仿新加坡引入鞭刑制度。

尊儒尊法是汉武帝的根本思想。《中国古代史》(实验修订，选修)明确指出:“汉武帝在尊儒术的同时，也崇尚法制。尊儒尊法是他统治的根本理念。”如何理解教材的这种新提法？首先，尊儒尊法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西汉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在汉武帝时期(前140年至前87年)达到鼎盛。大一统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国家经济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和富裕。《史记》上说:“汉兴七十余年，国家无事，除了水旱之灾，百姓给足了家业，万事足，国库有余。

“西汉达到鼎盛之后，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道教本质上是消极的，在重大动乱后只能起到暂时的协调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政治指导原则。被秦朝扭曲的法家，名声不好。即使统治者骨子里还是采用法家政治理论，但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的旗帜上打上法家的印记。因此，以温和、文明、稳定为特征，强调天下的儒家思想，备受政治家、思想家推崇。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对中国礼仪制度的发展史非常尊重；同样，中国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其发展历史和对时代的意义和影响不亚于西方罗马法。虽然近五千年的封建文明让人们以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的时代，但我们必须承认，从原始社会到封建时期，再到近代，中国的法律一直在不断发展。

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礼”与“法”是紧密相连的，甚至“法”也是因“礼”而生，也正是因为“法”的存在，“礼”才能代代相传。所以，在中国法所走过的漫长岁月里，“李”绝对不是一个不相干的路人，而是与“法”共同发展的同行。什么是“法”？我们的现代法治思想体系认为，“法”是指能够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

4、中国的刑罪是否太过重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举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实行“官职”“八项建议”制度，但是封建社会实行了，现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实行。否则，国家将会暴动。你觉得你的命值多少钱？把号码给我，然后我就杀了你，把钱给你家人。你会吗？楼上的回答里有一些问题。有人说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然后你去美国杀几个人，你可以问我你要给他们多少钱，只要最后不用追究刑事责任。法律不关心国家性质，还说官位和八义不对。你肯定对此有错误的理解，无论是官位还是八义。跟钱无关，是身份。

中国法律不应该被模仿，但是我觉得新加坡鞭刑比我们拘留好多了。也起到了羞辱和体罚的作用，比我们拘留有用多了。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刑法和刑罚，不一定相同。比如美国没有死刑，可以私人拥有枪支。有些国家有死刑，有些国家不允许持枪。各国情况不一样，处罚不一样很正常。新加坡有鞭刑，但其他国家没有。这是新加坡特有的惩罚。

商鞅变法处于新旧历史交替时期。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特点和政治改革的阶级性，不可避免地使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改革轻视启蒙，主张重罚轻罪。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广大人民群众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改革并没有完全与旧的制度、文化和习俗划清界限。具体表现为:1。商鞅变法时，废除家族式制度，侵害贵族利益，树敌众多，加剧了变法阻力。2.商鞅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实行严刑峻法，加重了人民的压迫和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不，只保留现在的“有救助义务的人必须被救助”。比如不是所有的女朋友都喜欢问，你妈和我同时掉进海里。你会先救谁？根据现行法律，你和你妈妈在法律上是母子关系，有帮助的义务。你必须保存它。如果不救，就是过失杀人。而且你和你女朋友没有法律义务，只要你不死带她去那个地方，她掉水里你就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我不认同见危不救的罪名。

第一，施救者是否有能力施救？如果不是，他怎么谈犯罪？第二，将道德要求上升到刑法领域是否可行？可以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但不能因为没有帮助而受到刑法的惩罚。第三，这属于道德层面，应该改变，但实际问题法律解决不了。法律分析仅靠法律条文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君子商以基业，道而生。法律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盲目的用严刑峻法来治理社会。

现代社会强调法治。我们都在追求更加公平的社会秩序，法律是维护人民生活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与古代法律为君主服务不同，很容易看到严刑峻法的情况。现代法律更好地保护了公众的权利，因为法家的这种思想是我们现在社会需要的思想，也因为我们国家是法制社会，法家的思想很先进，所以现在根本没有人批判法家。因为法家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正确合理的，都是一样的，中国的文化，人民的法律素质和道德，都是法家说的。